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19年2月28日。

因此，司法大数据分析的应用使得法官可能为了塑造良好的记录而有意识地向公众偏好倾斜，以便在管辖权竞合的诉讼案件中争取更多的案源，从而给法官判决形成了不当的诱导。因为根据法定法官原则，裁判者的产生规则( 案件分配程序规则) 应当先于纠纷的发生，而个案的裁判者应当由法律事先确定的规则产生。

换句话说，它是司法公正的一种价值符号。但显而易见的是，买卖法官的行为势必侵蚀法定法官原则，侵害弱势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影响司法独立。同案同判是依法裁判的衍生性义务，但并不等同于依法裁判。因为它一方面遵从了现实逻辑逻辑，另一方面则浸透着商业偏好逻辑，这都可能与司法公正发生冲突。在人工构造数据库和知识库的情形下，4数据库的完整性或者说采样的全面性会影响同案判断。

该宪法第五章第 4 条规定: 不得用任何专案法庭、或非经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移审办法，使公民不受依法指定的审判官的审理。程序上的步骤与方式的设计一方面是出于对实体公正结果预望值的确保，另一方面是则是基于程序的固有内在价值( 程序价值) 之上。(79)为了弥合不同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冲突，应当及时启动地方组织法的修改，明确赋予乡镇、街道执法主体资格。

(78)这一条款规定背后所体现的改革意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数千年来的基层治理格局，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推动执法重心下移是又一重要面向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74)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1页。严格执法的要义在于宽严相济、裁量适当，既体现执法的力度也展示执法的温度。

(33)人民群众对党委和政府形象好坏与否的评价，就是在与一个个行政执法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党保证执法就是实现严格执法的最大底气。

(26)涉及群众的问题，要准确把握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充分考虑执法对象的切身感受，规范执法言行，推行人性化执法、柔性执法、阳光执法，不要搞粗暴执法、‘委托暴力那一套。严格执法理论的基本要义包括治国理政和法治建设中的执法地位论、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执法体制论、力度和温度兼具的执法方式论、政治组织和队伍人才结合的执法保障论、全方位和全流程的执法监督论。(60)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97页。王万华：《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的程序主义进路选择》，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第103—122页。

(2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页。(75)[德]罗尔夫·斯特博：《德国经济行政法》，苏颖霞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作为法治政府建设重要组成内容的健全行政执法工作体系和健全行政权力制约监督体系的交集，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具有依靠政治推动、行政落实的内部性制度建构与实施过程的特质，(42)是又一项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法治实践活动，能够助推严格执法的实现。《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加强规范共同行政行为立法完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任务，无论采行制定行政程序法还是行政法总则的立法模式，都必须厚植行政基本法典编纂的规范基础。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稳步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接的行政执法事项下放给基层，坚持依法下放、试点先行，坚持权随事转、编随事转、钱随事转，确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有监督。(57)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4页。

⑦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第12页。随着执法重心下移改革的推进，行政争议数量面临上升的风险，地位相对薄弱的基层人民法院如何同时履行好监督能力薄弱的基层行政执法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从化讼止争向少讼无讼转变的双重任务，将成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

许多案件，不需要多少法律专业知识，凭良知就能明断是非，但一些案件的处理就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激活行政执法监督制度：一是充分发挥党政体制统筹的优势，即有效释放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设置在司法部的机构改革红利，将行政执法监督从纯粹的业务事项转变为统筹推进法治一体建设的重大事项，借助党政合署合设的政治权威提高行政执法监督机关的实际地位。从时间轴来看，行政管理领域的执法重心下移改革与行政审判领域的管辖重心下移改革不期而遇。再次，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基于备而慎用观对我国行政强制法中的行政强制实施条款进行限缩性解释，杜绝实践中频频出现的法外强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11)参见景跃进等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中共中央2021年6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强调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发检察建议等督促其纠正，为检察机关成为行政执法外部监督中的正式监督机关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契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战略高度，围绕严格执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体系完备、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严格执法理论。

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77)参见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主编：《中国法治政府奖集萃(第五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2—59页。

尽管行政三法基本规范体系已经形成，但碎片化的立法和修法成本高昂、速度太慢，相近制度的规定多有重复，更多其他类型的行政执法活动仍然处于无基本法可依的状态。近些年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滥用、执法扰民、执法腐败问题，根子上还是政府管得太宽、管得太多。

(4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守法是善治的基础，执法是守法的引领和依托，严格执法能够为全民守法提供示范带动作用。(30)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始终支持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公正行使职权，不得让行政执法人员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事情。(47)该严格执法的没有严格执法，该支持和保护严格执法的没有支持和保护，就是失职，那也是要追究责任的。

(29)严格执法尤其离不开坚强的政治组织保障和队伍人才保障。(四)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行 我国虽然是成文法国家，但案例指导制度十多年来在各个领域不断发展，对统一法律适用、弥补成文法律规范不足发挥了重要作用。

(5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页。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目前法治领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短板和薄弱环节，对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逐利执法、暴力执法、过激执法、寻租执法、变通执法、粗放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一刀切执法、执法不作为、执法乱作为、执法关系案、执法人情案等多种面上的执法异化现象明察秋毫。

(23)针对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地方出现的违法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大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查处各类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抗拒疫情防控、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社会安定有序。(1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5月印发《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还相继写入《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之中，突出了严格执法在立法和守法环节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38)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1—22页。(五)执法监督论 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严格执法绝不是搞整齐划一的运动，更不是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刀切。确立以执法事项减少为取向的政府职能转变范式，体现了市场选择优于行政介入的改革逻辑，契合了行政法上作为私人自由优先代名词(75)的辅助性原则。

(52)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就我国现行行政法律规范体系而言，规范行政立法活动的有《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范行政决策活动的有《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规范行政司法活动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范行政执法活动的基本法则付之阙如。

(56)随着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拓展延伸，执法活动需要及时跟进。在创新执法方式方面，民法典的实施对严格执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严格执法理论在高质量法治一体建设新征程的实践转化，可从执法事项减少取向的职能转变、执法重心下移改革的法治因应、规范共同执法行为立法的制定、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行、统一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制定上进行努力。(55)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69页。